瑞典远程教育的发展与模式(四)

总结评论
    回顾瑞典远程教育的发展,可以看到自1898年第一所函授学校建立以后的重大变化。根据目前状况及政治家、学者或多或少无法控制的全球化力量,发展前景可以从不同方向进行规划。瑞典106年远程教育某些特征的比较分析可以见表二。后面将对瑞典远程教育的发展进行总结性评论,并对未来发展作思考性的预测。
    政府的角色是资助。最初是私人组织在中等教育层次上创建第一批函授学校,20世纪50年代瑞典开始组织成人中等教育函授学校,后改为面授教学。事实上,政府的这些行动使私人组织难以与之竞争。今天在民众成人(非正规)教育及中等成人教育方面有可喜的改变,政府通过特别委托机构联合起来支持这一工作,通过知识传播、咨询工作和对发展项目的支持,这些代理机构帮助教育机构向更加灵活的模式发展。
    处于高度自治的瑞典的大学,从未自发地对远程教育感兴趣,原因可能是远程教育没有以精英学生为目标群体,它需要花费额外多的时间和技能,使得教师从事研究的时间减少。然而,用于信息技术支持的远程教育的大量投资最近引发了所有大学的兴趣,如果没有更多的资金继续投入,不知道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是否会降低。制定一个不同的瑞典高等教育财政系统是急需的,因为大部分大学在运作中有很大的赤字。未来的资本将包含一个混合经济体:公共和个人资源。其他的选择是让远程教育私营化,使高校成为研究、教学及远程教学的多元化大学。这一看法也是有争议的,学者和政治家间看法有分歧。然而,新的挑战要求新的经济方面的设计考虑。
    交流。学习过程的核心是学生和教师间小规模的交流。在瑞典很少人信任无校名的、自动化的大规模网络大学,他们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学生的数量。不能由于经济现状不好,需求又很大,就把学生群体推向从没有过的如此高的学生与教师比率。早期的远程教育交流是通过通信,而现在,比较面授教学,教师需要花费7至10倍时间去准备远程教学材料,这种让教师进行“疲累战”的策略,根本不是可持续的教育。文本交流的其他缺点是不断增加的教师和学生回答的“复制粘贴”,最终结果是没人去读所交流的内容。教师复制他们早期写出的答案给学生,而不是新写的相似答案;而学生在互联网上复制这些答案,这难道是学习吗?今天比单一的文本更多的形式已经采用,发展越来越丰富的交流方式,但基础仍是文本,只不过现在是通过电子邮件。教授形式也越来越讲时效,当然,小规模对话不可能发生在大量学生间。同时,我们也提到质量方面的问题:谁是教材的开发者呢?学生是否可以很容易找到“正确”的文本内容交作业?而在面对面交流中则不一样,学生必须了解学习内容,才能回答或辩论。教学对话,讲授和视听对话的结合可能在将来应用于高质量的远程教育中。文本的另一个问题,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争论的是与现实世界的模糊的稀疏联系,依赖文本,只会严重限制教与学。新技术使我们有了远距离视觉和听觉以融入多种丰富的远程学习环境,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网络相机拍摄的火星表面照片,也可以传送我们自己环境的照片等,现在我们交流的速度是100年前所不能想像的。
    语言。瑞典语从100年前至今是教学语言。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英语作为一种媒介语言越来越重要,现在用于瑞典高等教育的教材大部分都是英文的。研究人员必须用英文发表成果以遍及更多的读者及被“接受”。大学的核心教学人员都是用英文撰写论文的博士,而且越来越多的教学是用英文进行的。如果瑞典远程教育要走向全球,它必须采用英文。像前面提到的国际化的第一个障碍是现行的系统不赚钱,瑞典大学不允许收取学生学费,可以预测,瑞典高等教育逐渐会以英文教授课程,与新科技相关的语言问题在另文有深一步的探讨(请参见Hasson和Vande Bunt-kokhuis,2004)。
    范围。长期以来瑞典远程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本国学生,主要是边远地区,尤其是边远农村的群体,政府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是残疾人士优先,实际上这些群体更偏爱并需要面授教学而不是技术为媒介的学习,因为远程教育要求独立学习和先期预备技能。而从高校的角度看教育的重点是不同的,他们希望最有才智的学生能够成为顶尖级研究者。政府期待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与大学偏爱的少数人的精英高等教育间的价值冲突,可以在大学的国家政策调查中清楚或暗示的议事日程中显示,在官方的国家政策中识别出来(Hansson & Holmbery,2004),这个问题与社会地位有关,后面再进行分析。
    学习地点。瑞典100年前是一个非流动社会,而当今大多数人一辈子搬家好几次,国际旅行和国外工作成为平常。早期函授学习主要在家中进行,实际上瑞典远程教育还是想把人们留在他们的出生地,以防止农村人口的减少。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移动性很高,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包括家里、专门的学习中心、工作时、旅途中。通讯装置(如笔记本电脑)小而便于携带,设备的微型化将进一步发展,科技将会无处不在,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能使用,家里作为工作和学习的场所更加重要。如果说远程教育是一种让人们留在他们成长地方的手段,那现代远程教育则实现其相反的目的:它将促使人们流动,在任何地方都能在导师指导下以结构化的方式学习,以及获得远程教育提供者信息。
    社会环境。典型的函授学生是单独地和孤独地进行学习,主要是通过写信给老师进行交流。现在的远程学生可能是单独的,但远程教育的组织者逐渐意识到学习的社会因素及同伴学习的优势,老师用整合的小组组织课程学习,小组成员的互动可以是在网上或在现实聚会中进行,同伴审阅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活动,这种互动可以减少老师立即回应的需要,有时从学生们得到的反馈更好、更快、更有关联性。在瑞典,学习中心都提供技术和社会支持,工作场所和图书馆可以承担作为学习中心的角色。教师的社会环境是另一个主题,教师常常是单独工作,缺乏与学生面对面接触的回报感。由于工作缺乏社会背景,难以吸引许多学术人员,尤其是比面授教学更费时间,影响了教师从事科研的时间,以及需要学习新技术,另外,在薪金和社会地位方面都没有额外的回报。
    研究。瑞典远程教育的重点在于提供教学和实践,这在早期私营机构和后来的公立机构都是如此。瑞典多数的教师没有接受过远程教育专业的训练或没有工作经验就开始工作,这种尝试错误的方法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产生了双倍的辍学率,学生放弃这些蹩脚设计和教授的课程,教师由于以前的失败放弃教远程教育课程。造成这种原因是没有意识到远程教育的复杂性。远程教育是一项复杂的事业,但许多决策者却认为是简单的,这能解释为什么最近远程教育研究仍只能获得较少资金在小规模范围内进行。造成的结果是,基于瑞典远程教育实践的理论发展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活跃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者人数很少。研究和反思性实践对于发展远程教育领域十分重要,从经验丰富的国际方面“进口”及吸取知识同样重要。
    社会地位。函授学校和远程教育长久以来被视为二流,这种评价并不公平,因为教育质量的高低不是以面授还是远程教育而划分的。新技术、大量投资、多学科技能要求已经提高了远程教育的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招收最优秀学生和教师也能增加远程教育的地位。科研、研究性杂志和国际会议也为提高远程教育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结论
    本文描述了在瑞典促进远程教育的发展的尝试,远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学生的数量和提高教育的质量。然而,这些变革仍然缓慢,如本文所述,比较普通高校,在远程教育中走在发展前沿的仍是成人教育机构,公办成人学院和民办高中采用双重模式(Holmberg Karlsson 2004)。问题在于这种变革过程的社会背景与高校系统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差异。在成人教育系统中,关键的活动是教学,而在普通高校中,研究是最顶层的,其次才是教学。成人教育强调的是教师的职业化,要求的是教学方面的开发和质量的提高,而在普通高校只有研究才是成功的指标。
    为了在高等教育中加快引进灵活教育并提高学历教育和课程的质量,必须考虑不同层面上区别对待。尽管在瑞典这种观点从政治上来讲不是完全正确,然而这是从瑞典的经验和国际视角得出的一个结论。
    大学活动的区别对待。政府一直持的观点是所有大学都去做同一件事,现在看来那并不真实,并且不现实,也不是人们想要的。区别对待远程教育的大学和普通高校是一个解决方案,这并不是说让一些大学垄断远程教育,而是让某些大学重点发展远程教育。
    报酬激励的区别。从学术的观点看,教学是花费了从事研究的时间。教学成就与研究相比较低,无论怎样解释,远程教育地位仍然很低。然而,要将远程教育做好,它需要相当多额外技术和能力,而不只是如同在普通高校中准备教学内容,远程教育需要花费很多另外的时间获得技能,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教学和指导远程学习者。准备从事远程教育的学术人员仍然很少,有的试着去做,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们认为学术人员在额外工作中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应该获得相应的回报。不仅教育机构需要额外的补偿,个人也需要得到报酬,应给予远程教育的教师更多的报酬。
    收费和免费学生的区别。教育免费一直是瑞典值得骄傲的传统,经济困难的人也可以容易地接受教育,使得社会平等。但在国际化的社会中,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推广。瑞典大学有着很大的预算赤字,通过在线学生可使大学得到学费,并增加兴趣,扩大活动范围,提升教育质量。如果没有足够资金,就没有动力走向全球化。对瑞典国民免费教育和对非瑞典国民收费的网上教育系统对所有人都比较公平。对于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全世界都存在,瑞典要充当这个角色,但只有现行系统是不可能实行的。
    精英学生与大众学生的区别。通过基础教育大面积地为学生服务,对社会和个人都是必需的。通过远程教育,招收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让世界一流的研究者加盟,那对于学者和优秀学生来说都是鼓舞人心的。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创新理念、项目和国际合作的最初想法,这也将会提升远程教育的地位。(高淑婷译张伟远校)
    参考文献
     [1] Daun, H., Slenning, K. and Waldow, F. (2004) . Sweden. In H. D?bert, E. Klieme, and W. Sroka (eds.). Conditions of School Performance in SevenCountries. A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Variation of PISA Results. Münster: Waxman.
     [2] Hansson, H & van de Bunt-Kokhuis, S. (2004). E-learning and language change - Observations, tendencies and reflections. First Monday - Peer-reviewed journal on the Internet. Available at: http://www.firstmonday.org/issues/issue9_8/hansson/index.html
     [3] Hansson, H & Holmberg, C. (2004). A European and Swedish perspective on ICT -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in education. N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pathways: crossings, blind alleys and uphill slopes. Journal of Systemics, Cybernetics and Informatics. Available at: http://www.iiisci.org/Journal/SCI/
     [4] Holmberg, C. (1994). Reflexioner kring distansutbildning och pedagogik i Individanpassning, tillg?nglighet, flexibilitet. Rapport fr?n en distansl?rarkonferens i Ume? 6-7 juni 1994. Ume?: Ume? universitet, Distansutbildning i utveckling, Rapport nr 10.
     [5] Holmberg, C. & Karlsson, C. (2004) Vuxenutbildning i f?r?ndring. Uppf?ljning av hur flexibelt l?rande introduceras i Sveriges kommuner. H?ssleholm: Nationellt centrum f?r flexibelt l?rande.
     [6] Manovich, L. (2001). The Language of the New Media. The MIT Press: London.
     [7] Paul, R.H. (1990) Open learning and open management: Leadership and integrity in distance education. London: Kogan Page.
     [8] Prensky, M (2001). Digital game- based learning. Mc Graw-Hill: New York.
     [9] Quine, W., O,(1960)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0] SCB (1996) Data om informationstekniken i Sverige 1996. Stockholm, Statistiska centralbyr?n. [11] Svensson, T, Widmark, J (2004). Svensk distansutbildning ig?r och idag. http://hera.his.se/ibv/flexibelutbildning/artiklar/distans/jontomas/ (retrieved 2004-08-30)
     [12] Tapscott, D. (1998) Growing up digital. The Rise of the Net Gener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评论
    关于北欧国家的远程教育,对我们大部分远程教育工作者来说可能都是不熟知的。瑞典是北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也只有九百多万人。瑞典的远程教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本文的两位作者是瑞典远程教育的著名学者,长期为瑞典的远程教育发展呼吁和奔走,也培养本国和外国的远程教育专业的研究生。本文的译者就是来自我国北京的跟随作者攻读远程教育的博士生。
    文章对瑞典远程教育的历史起源、发展、现状、挑战和展望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讨论,让我们首次对瑞典的远程教育有一全面的了解。读了哈桑和霍姆伯格两位博士的文章,首先使我想到的是2002年至2003年关于“远程教育麦当劳化”的一场大辩论。在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约翰·丹尼尔爵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讯》“主编的话”中,提出远程教育麦当劳化的观点,他认为,麦当劳连锁店的快餐食品在世界各地都是样子相同、味道相同、质量相同,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生产商是可能提供标准化的、大量生产的、非昂贵的商品。丹尼尔认为,商品化的教育需要不等于商业化教育,教学和学习资源可以是商品,放在网上可以让任何机构和教师下载,翻译和改变后就能用于本地教学。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建立了“远程教育麦当劳化”的讨论网,所有36名来自不同国家参与讨论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远程教育麦当劳化”进行了抨击,同声反对远程教育麦当劳化的观点。彼得·库克森教授总结了这些反对意见,把反对的理由归为16个方面(讨论网站可见:http://www.swaraj.org/ shikshantar/mceducationforall.htm)。其中瑞典的参与者提出,国际远程教育的提供者往往是为贪得无厌的经济利益所驱动,而提供教育服务则摆在第二位,这同瑞典的教育政策是违背的,瑞典的所有大学都是不允许收学费的,面临国际网上教育市场的竞争,如果瑞典大力发展国际性的网上教学课程,他们就会面临一系列的财政困难。另一个问题是,在一个免费高等教育的国家,学生会愿意付学费去读外来的网上课程吗?从这一例子看出,远程教育发展应该考虑到本地的具体情况。
    从这篇文章中,我的另一个感觉是,瑞典的远程教育发展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每一阶段的政策制定缺乏研究为基础,国内缺乏一定数量的远程教育学者,缺乏对国际远程教育的经验和教训的研究,导致大量的投入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例如,各大学以下的院系独自为政开展远程教育,强调小规模的远程教学,导致远程教育和面授教育除了在技术运用上没有任何教育模式上的区别,远程教育的资源共享的优势没有能得到发挥。瑞典远程教育发展中遇到挫折的另一个教训是,管理人员和教师缺乏远程教育的知识。管理人员缺乏远程教育知识,会把远程教育看作仅仅是通过技术传递面授课程内容;站在第一线的远程教育教师,如果没有系统的远程教育的知识和技能,就不可能胜任远程教学工作。
    哈桑和霍姆伯格博士的文章,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第一,通过数码游戏进行学习的未来前景。这种寓学习于娱乐的方法,如果应用适当,能让孩子们进行快乐学习,并能培养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多种能力,这是远程教育需要研究的新的主题。第二,通过网上教学培养精英学生。历来我们谈远程教育强调的是大众化教育,而作者认为,通过网络,一流的学者可以合作和联合进行教学,招收最优秀的学生,培养一流的精英学生。这是一种新的观点,有些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尝试联合几个国家某专业的一流学者开设专业,通过网络进行教学,但并没有要求是最优秀的学生。  

[上传时间:2008-03-21]
[信息来源::《中国远程教育(综合)》]

[返 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