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远程教育
     瑞典的函授学校始于19世纪，那时起就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远程教育。早期它以函授教育形式出现，为那些无法在瑞典有限的几所校园里学习的人们提供机会，也为那些由于居所远离校园、财政困难、有家庭职责或其他原因没能进入传统院校的人们提供第二次机会。第一所英美的远程教育机构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的，而在瑞典，这种类型的远程教育是在1898年，以瑞典南部马尔默市的赫莫兹函授学校的建立为标志开始的。
     20世纪60年代，赫莫兹有10万学生入学(Svensson，T.& Widmark，J. 2004)，与当时瑞典的人口相比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960年的人口是748.9万人，http://www.tacitus.nu/svenskhistoria/ befolkning.htm，2004.08.30)，当然与中国人口相比是一个小数目。事实上，瑞典是北欧国家中人口最多的，现在是900多万。相比之下，中国的上海市已经超过2000万居民(2003.12.05《中国日报》)。瑞典是西欧第三大国家，有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相对来说，居民居住并不很分散（http://www.sweden.se / templates / Common P2707.asp，2004.09.04）。
     20世纪60年代后期，瑞典国会下了一道法令，对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给予免费或高额补助金，同时建立了成人教育学院(公办的成人教育)。它们成为早期的大众教育系统的一部分，为成年人提供正规的初中和高中教育机会。最早的函授学校发现很难与其竞争，有些停办，有的活动非常有限。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领域中，政府建立了两所国立远程教育学院，第一所于1957年在瑞典南部建立，第二所是约十年后在北部建立，两所都是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学院，只提供单一远程教育课程。四十多年来，它们一直在远程教育领域积累远程教学、学习及管理的经验。当政府想要实现灵活学习政策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当许多国家建立“开放大学”的时候，瑞典的选择是不建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机构，而是建立一个极端的分权自治系统，由各普通院校提供面授教育的同时，由各个院系独自负责实施远程教育。这样，一个双重模式系统产生了。70年代的大学教育政策导致了明显的小规模远程教育模式的产生，当时规定每门课最多只有30位学生，在90年代初期，在大学里标上“远程教育课程”的大概有800门，然而多数课程根本没有或只有极少远程教育成分。它们通常是一个纯粹自学和压缩的面授组合，大部分学习安排在周末。当他们应用远程教育方法时往往是采用邮寄、传真或电话传递学习指南或联络信息。无疑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是源于瑞典大学远程教育的分权制和小规模组织。数年过去仍只有微小变化（Holmberg,1994），而且存在的方式也根本没有达到当局期望的标准。
     在1994和1995学年，注册远程教育课程的学生人数达到2.58万，也就是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就增长了60%（SCB，1996），占学生总数的10%。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政府致力于增加远程教育，陆续转向包括采用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不同教学模式。以时间划分，用于改善这一领域的措施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包含对各种策略的尝试：
     1.于默尔(Ume?觟)大学。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作了第一次大规模尝试，把精力和资金集中在于默尔大学的一个开发项目上，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人口稀疏的北部区域乡村的教育发展。由于通过发展远程教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于默尔大学也就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者和其他大学追随的领先者。然而，这一项目的期望并没有能真正实现。
     2.大学联盟。第二阶段是政府利用资源来刺激大学之间的合作，通过聚集来自不同学院的专长，整合利益相关者的多种观点，新而有力的远程教育组织得以形成，促使了以开发合作项目发展远程教育为目的的若干大学联盟的建立。众所周知，在独立自治的高等教育机构学院间合作是很困难的，除此之外，此联盟在构建必要的知识基础以有效地提供和传递远程教育方面也还有很多困难。
     3.远程教育委员会和远程教育全权代理机构。第三阶段是建立远程教育委员会，教育部长在1995年委任此委员会，并指令作出远程教育政策策略概要。委员会的主要提议是为远程教育建立一个新的协调机构，称为远程教育全权代理机构。这个机构1999年开始运营而且辅有资金以供发展和研究工作，它建有一个国家网站作为工具进行远程教学和远程学习，也用来宣布在远程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事宜。这一机构在运行两年半后关闭。
     4.瑞典大学网络联盟。第四阶段是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大学里所作的尝试，特点是教学和学习的方式多元化。政府决定通过大学网络联盟把高校建成双重模式或多重模式大学，以这些综合性大学和大学学院原有的课程和学历课程为基础，各所高校是否加入网络联盟完全自愿而且所有权明晰，联盟成为综合性大学和大学学院传递课程的场所。为了支持这个计划，瑞典建立了大学网络联盟代理机构，代理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协调瑞典各类大学所提供的不同课程，并建立一个网站（www.netuniversity.se / Default.asp?c=63）传递这些课程。代理机构也将支持为提高远程教师及员工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并确定能受益于远程教育的课题和领域。这一阶段促进了已有的远程教育工作走向制度化，加上这一项目的种子资金驱动了远程教育的发展。开始几年政府对招收网络课程的大学生比校园上课的学生给予高校更高的回报，这是因为在开始的两年为此已投入3.71亿瑞典克郎（相当于4100万欧元）。
     5.瑞典灵活学习代理机构。对于普通高校之外的成人教育系统，国会决定自2002年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瑞典灵活学习中心（www.cfl.se）。这一机构的主要工作是促进公办成人教育和大众成人教育(民办高中、学习协会)对灵活学习的发展和利用。在2002年，正规成人学校中注册学生有33.2万人。除了为正规成人教育系统服务之外，也包括在瑞典被称作“民众互助修养”的非正规成人教育，这是所有年龄段民众都可以自愿参加的非正规教育系统。瑞典灵活学习中心下设11个学习协会，每年组织大约35万次各类学习小组活动，参加者达300万人次；安排20万次的文化活动，吸引大约有1500万人次的参与者及参观者。全国有147所民办高中，每学期大约有10万人次参加短期课程。
     灵活学习中心的任务是：
     ●项目支持；
     ●发展及传播在灵活学习领域的方法；
     ●为教师和管理人员提供深造机会；
     ●提供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软件资讯；
     ●担任资讯科技支持的远程教育的网络信息提供者；
     ●监察及提供与远程教育和灵活学习有关的研究和发展的信息。
     灵活学习中心活动的范围已扩宽，目前它还协助建立学习中心，学习中心是为成人学生学习提供支持和资源的地方，并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和非正规学习的特征，改进方法和系统。
     远程教育开始以函授的形式使学生和教师进行交流和传递信息，那必然要求有高效并且发展比较完善的邮递传送系统，这也正是19世纪末期瑞典的状况。现在，这种形式已经改变。传统的邮件通信几乎完全被更快速、廉价、多形式的电子邮件所代替，相对而言，这种转型在瑞典更快，因为瑞典的信息技术设施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2002年1月《欧洲统计》杂志的数据：90%有上学孩子的瑞典家庭有计算机，70%的家庭至少有一台计算机，并且大部分可以与互联网相连。这个数据一直还在上升。收音机和电视技术已被用于远程教育，但在瑞典不是很成功。这正像最开始预测的那样，是由于缺少双向交流，需要打造昂贵的产品，需用特殊的设备并且提供适合所有人的教育（面向大众），这样的课程内容缺乏专门和深入的学术领域知识。然而电视和收音机为瑞典提高人们的基础知识和水平作出了贡献，并且仍是非正规学习的一个主要渠道。现在，电视和收音机技术正进入数字化世界，给教育领域带来了希望。人们可以更好地控制电视和收音机的使用终端，如选择看什么，什么时间看，跳过或停止播送，录下节目，添加、剪辑或创作等，数字世界还能提供基本的双向交流。更多的数码相机、网络摄像镜头、网络收音机和互联网视频会议都已用于教育领域。如今这些技术相当廉价并广泛流行，因此，可以制造、发行和接收的视听材料也能大量使用。另一方面移动产品的发展是笔记本电脑，许多人认为这将是计算机的未来。在智能电话方面，可储存文本信息、电子书刊、文件夹、录像机、视频对话、游戏、互联网都可装入一个可携带的装置内。这些发展改变了教育的领域并使其全球化，去向地球另一半的人咨询并不比去邻居家咨询需要更长时间。
     新概念——新现象
     教育信息技术的运用创造了新的机遇和全新的教学互动方式。新模式和方法论导致了从不同角度产生的许多新概念，其目的是为了抓住新现象的本质。然而新事物本身就是作为一种现象的新概念的出现。
     概念如同过滤器，它帮助我们有选择地看待事物，给予一种不带有反映价值取向的看法。因此，对概念的调查分析就很重要。那些概念文字往往来自于英语并不加翻译就应用在其它语言中，如果将这些新概念文字翻译成其他语言，就会产生翻译错误等问题（Quine，1960）。这意味着所有翻译在意义上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不翻译，这些新词作为外来语在其它语言中被借代使用，然而在意义上是会有转换的，因为这些新概念被转换到了另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中了。
     在不同国家，尤其是教育系统，教与学的方式等都很不同。因此，同一个词在新的背景下并不能涵盖相似的现象。关于新概念，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它们怎样很好地描述一个现象？在不同群体和文化中它是如何被诠释的？它们来自于怎样一个背景？现在又是被用于什么背景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涵义是如何转换的？这些问题比较重要，是因为如果我们彼此不了解，那我们对这个领域的发展能力当然就会受限制。因为这是跨国的、跨学科的领域，相互误解的风险极大。许多项目会失败，因为参与者在进程中逐渐发现实际上有着不同的目标，而起初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对目标的诠释是一致的。
     本篇文章的目的之一是讨论在教育领域中应用的新概念。对于新概念的诠释是从瑞典的观点来探讨的，但为了解其他解释，其他视角也将考虑在内。右上的概念表格显示了在总词汇里又新近加入的一些新词，并包含一些广为人知的概念，我们尝试去把这些概念以一种或另一种复杂模式排列，但结果是不太可能。许多概念在所表述的领域没有确切的含义，即使同在一种文化背景下也是如此。我们最终展示出来的是把这些概念分为三个类别，划分依据是在教育政策、教育技术或组织，以及教学理论方面的联系。
     “B－学习”和“C－学习”这两个概念并不曾真正使用过，只不过是造词或玩文字游戏。“B－学习”表示二等教育，“B”（与“A”第一等相对），就是远程教育有时也被人责备。但这并不是真实的，低等质量的教育在各类模式的教育形态中都能找到。而“C－学习”也可以表示“在教室里学习”的形式，C这里是指的班级，是与远程教育相对的面授教学。
     非常明显，大家可以争论一个具体的概念应属于哪类。总起来看，我们认为在“政策”栏下列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或政治意图的展示；在“组织技术”一栏下的概念有着如何组织教育或一种具体技术应怎样根据教育目的而使用的含义；第三栏的概念出于教育学理论。大部分概念在下文中都有讨论。
     来源：《中国远程教育（综合）》　

[上传时间：2008-03-03]
[信息来源：http://www.edu.cn]